根据三精此前的公告，公司将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证券简称由三精制药变更为人民同泰，证券代码保持不变，待取得审核批准后进行公告。

周宇光介绍说，只要微生物经受得住从30℃～-190℃的剧烈转变，原则上就能在低温环境中永远生存下去。赵国屏说，大家总说中国的遗传多样性非常丰富，但它们不像毕加索的画作，放在那里会越来越值钱。

这样既保护了专利权人的利益，也保证了微生物的推广。同时在尊重产权的前提下，应该让资源得到更好的利用。CCTCC主任、武汉大学教授郑从义对此深有体会，发放量就是含金量，正是这些问题导致我们的研究始终做不大。他同时建议针对国内专利微生物资源建立数据库，同时对国际相关实施细则进行系统调研，为完善我国专利微生物制度提供参考。世界微生物数据中心主任马俊才预计。

目前，CGMCC各类专利微生物保藏数量已超过1万株，在全球排名第三。近日，中国微生物菌种保藏管理委员会普通微生物中心（CGMCC）主任、微生物所菌种保藏中心主任周宇光向记者介绍说。一个巨大的反差出现——医院是最后的受益者，但推动过程中却属于第二推动者。

而由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出的精准医疗（Precision），也同样需要以患者掌握自己的生命健康数据为前提。由于家里有两位慢性病患者，许琳常要与医院打交道。扫描显示，他的大脑嗅觉中心有轻微异常，但医生说并无大碍，只需要定期观察。患者的自我量化，其核心思想是：我要了解自己的情况，并自我管理，与医生成为伙伴关系。

在一次会诊中，专家们极力说服陈继续接受化疗，有位医生说了一句：再加两次化疗。不过他也强调，网络管理不能忽视医生的价值。

这种观点，得到某医疗集团负责人郑杰的认同。凡事都有一个合理的界限，超过这个界限，本来是合理的事也会变得不合理了。他们有的自我管理，与医生成为伙伴关系……他们成为了聪明的病人。原因是多方面的——医疗数据的复杂性、异构性和地域性，体制制约……中山医院逸仙医院总经理陶力，多年从事医疗产业工作，给记者画了一张图：首先，我国医院管理体制存在条块分割、资源不能共享的问题。

他发问：为什么要用光盘呢？为什么医院的网站上不可以提供简单、标准化的分享按钮呢？在郑杰眼里，这不正是C端的需求吗？以他的说法，C端代表了患者、客户。从碎片化的各种单据，到统一A4纸，这就是一个进步。【自我管理，与医生成为伙伴关系】拥有数据之后，关键问题还在于，怎么利用？谁来分析？郑杰有一位朋友，金先生，美食家，早年的生活习惯给他的健康带来问题——某日脚痛就医之后，被诊断痛风。再下一步，非结构化的数据成为结构化数据，那就是‘了不起的进步。

不过很快就开始发挥理科男的特长：他将自己感受到的疼痛分成5级，一旦出现某种程度的疼痛，就及时记录，并写出可能的原因，比如压力大、剧烈运动之后……他还把十年来的体检报告进行整理，不正常的标出，末了发现，自己还是一个代谢综合征患者。郑杰认为，收集自己的数据首先是一种意识，是病人要参与到治疗中的意识。

那一次，基廷也向医生索要诊断数据，并形成自己的医疗档案，还开始研究脑内结构。这些数据的集合，是以病人为中心诊疗的必要基础。

但是，做完后只是获得了一堆静态的数据，得了一些认可，支持了一些企业，也就止步于此。而数据一直稳定的患者则减少了复诊次数。他看到已有医院在做出改变，比如出院时为患者提供统一A4打印的住院数据。医生们认为这样会让患者知道更多敏感信息，比如家庭成员原本想隐瞒的病情等。一方面是患者的误区：认为医生了解一切，或医学过于专业，所以全部交给医生。这是他的特殊待遇——光缆的一头是华山医院内分泌科，另一头是静安中心医院内分泌科和静安区的5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。

现在，她渐渐摸索出一套方法——一般先咨询两到三位相关医生，类似症状可能考虑什么方面的疾病，需要做哪些检查，然后在家附近相对空闲的二级医院做好检查，收集好所有的检查报告带去三甲医院，医生问诊时，需要哪样，她都拿得出。名称叫OMAHA，取自英文OpenMedical AndHealthcareAlliance（开放的医疗健康联盟）的缩写。

8年前，也就是2007年，他参加了一项研究，其中包括核磁共振成像扫描，那时，他纯属好奇。不过，读完故事，也有人表示疑虑——高材生或许可以分析这些数据，但对普通的病人，数据要来又有何用？【为什么需要数据】上海人许琳（化名）最近已经两次被医生表扬为聪明的病人。

当然，碎片化的问题是世界性的。他又一次做了检查，结果显示无明显变化。

医生不是神仙，不能做到诊断的百分之百正确。拥有自己的数据为何如此重要？他提到这与4P医疗模式有关。我们以前是B2B2C（医院首先把患者数据共享到一个大平台，再由大平台共享给客户），我们辛苦做了几年，患者还是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，现在，我们直接推动B2C（医院直面患者），直接满足C端的需求。实际上，除了医疗文件和实验室检测结果，作为个人，主动参与医疗健康改善过程中产生的实时数据，以及个人主观感受等，都是每个人生命健康数据的一部分。

OMAHA的正式建成大会初定在5月。郑杰认为，互联网时代的病人，个人地位在逐渐上升，因为患者将拥有越来越多的资源，来获得想要的问题解答，并参与到自我管理、参与自我医疗决策。

他对郑杰说：我真是苦于这些数据没有人分享，要是有人能告诉我这些图还能够告诉我什么就更好了……郑杰说，这是一位典型的自我量化者。目前上海的市级医院临床信息共享项目（医联项目）算是一个突破。

而同期治疗的一位93岁患者，每次复诊时都能向医生提供每日血糖，至今保持血糖稳定，无严重的并发症。如今指标正常、被认为已痊愈的他写下了重病后的感悟——《我的生命我做主》。

电信业、互联网业的标准能够被全世界接受，其实并没有一个中央的控制者说‘必须这样做，而是全世界慢慢汇聚的过程。个人通过量化自身获得自身数据，并提炼出一些模型和规律，作为一种预测。大多数的医生担心参与项目会占用时间，不过他的感受是：不会。郑杰随即号召建起一个推动医疗、健康产业信息开放共享的民间非盈利性组织。

最初意识到病人身份后，金先生很是消沉。出于理科生的求知欲，基廷索取了扫描的原始数据。

医生应该根据患者的情况提供选择方案，由患者来选择，而一位聪明的患者要有参与的意识，却不能固执己见。但病人一般不懂医学知识，如何独立判断？陈荣秋的体会是：需要有一定常识，并做观察记录，通过自己的实践去检验。

在这些量化自身倡议者中，量化的范围已经超出简单计步器、运动手环、心电监护的范畴，还包括心情。2014年7月，基廷感到常能嗅到一种类似醋的异味，每天持续约30秒。